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逐渐转向地方化，地方高水平大学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对地方发展起着支柱性作用。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指数级速度发展并改变着社会的各个行业与领域，这种变革预示着地方高水平大学要承担起促进区域发展的支柱性作用，仅靠因循守旧式履行传统职能显然远远不够，“势必要使传统职能的固有形态发生深刻甚至颠覆性的变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大学积极推动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科研不仅可以促进大学传统科学研究职能固有形态发生新变化，也可以促进大学教学、社会服务等其他传统职能固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对于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更是如此。本文试图对变革时代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如何发挥支柱性作用、有组织科研如何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变革，以及地方高水平大学如何推进有组织科研等关联性问题进行探讨。

　　“地方高水平大学是指非中央部委所属，在地方院校中担当‘领头羊’‘排头兵’角色的大学，其对地方高等教育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是驱动区域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相对于国家高水平大学对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作用而言，地方高水平大学起着基础作用，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方高水平大学帮助区域应对加速变革及其带来的挑战，以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区域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积极发挥四方面支柱作用，即“了解世界的变化并对此作出解释、提供利用变革过程实现总体利益的方法、教育和培养掌握应对变革所需技能的专家、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崇尚知识的氛围和文化继而促进相互理解和崇尚科学的美德”。

　　（一）理解和解释变革

　　在“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变革带来了整个生产系统和管理体制的变革”的当下，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城市产业同构化问题日益突出，能否主动识变、求变、应变成为各区域脱颖而出的关键。但是，促成时代变革的因素是多元、多面和交织的，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方向、方法和程度也不同，如何在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看清变革的主要维度、本质特性、实践路径、演进机制及可能结果，非常人所能做到，而如果常人不知道变革是何、为何、如何，又何谈支持变革，更遑论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洪流。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作为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大学最有可能通过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成为理解和解释变革的核心。与此同时，地方高水平大学“因地设立”并“为地服务”的历史特征决定了其必须遵循“为地而学术”的高等教育哲学，同时因所属关系，其对区域发展逻辑与话语体系有着更深的体认，对帮助区域理解和解释变革有着天然的优势。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能够发挥智力优势、学科优势，创造新知识、新技术，贡献新思想，创生新制度，对变革进行深入准确的洞察和理解，主动向所在区域解释变革，澄清利弊，消除疑虑，引导公众参与变革。

（二）适应和促进变革

面对时代变革带来的纷繁复杂的难题，各区域应该如何实践？“现如今，在多个知识领域的投入对于解决所有复杂问题至关重要，大学则有机会成为最具跨学科特质的机构。”地方高水平大学大多建基于行业特色学校并发展成为多科性或者综合性大学，其学科特色鲜明，综合实力较强，且相较于国家高水平大学，有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具体而言，地方高水平大学能够及时聚焦区域发展需要，举全校体制，加强各学科间的合作与融合，“释放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开展有利于推进区域适应和促进变革的研究，成为以实际行动适应和促进变革的先行者，以及本区域现代社会有效运行和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在更高站位上引领变革始终朝着符合区域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进行。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有责任与优势以有组织方式实现研究创新，生发出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增进区域社会的总体利益。近年来，各省提出的“高教强省”战略，就是地方政府以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为核心应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目前，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等十多个省市已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与推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

　　（三）教育和培养应对变革的人才

　　推动和引领时代变革，依靠的是科技革命、思想和制度创新，依靠的是人才，最终依靠的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历史上每一个变革时代，都有其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以及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在变革时代高等教育如果不能有效满足当下人才需求，不能精准把握未来人才需求，在人才培养上没有一定的超前性和有组织性，就意味着高等教育落后于时代了，大学人才培养能力出了问题，大学教学传统职能的固有形态需要革新。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双一流”建设大学已经为国家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突出贡献，但无论招生、培养还是就业，这类大学不可避免地延续精英教育观念，而服务区域发展及提升公民素质则主要在于地方高校。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汇聚地，高质量教学是其立身之本。一方面，在已经掌握多方面知识并有一定自主意识的大学生的思想里激活变革的理念，促使他们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变革，并用变革的思想思考与解决问题，最终成为应对变革的拔尖创新人才，带动并引领区域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面向人才需求侧，强化校政企协同育人，以培养与各行各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为区域平稳高效应对变革，提供高质量的人力支撑。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有责任也有优势聚焦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区域战略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与各岗位相匹配的人才，以“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

　　（四）为变革创造良好氛围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对事实和现实的蔑视与日俱增，且常常在公共话语中用“假新闻”取代事实和现实，这种“反科学”文化不仅不符合大学的伦理体系，而且对全社会而言非常危险，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应对变化的重要前提——正确地理解客观事实，并尝试用最好的方式处理它。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成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作为区域的精神灯塔和社会良心，地方高水平大学积极向上、崇德尚善，是涤荡和清新社会风气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信用、信誉的重要担当者，在为变革营造良好氛围上应该且能够大有作为。在具体行动上，地方高水平大学可以通过深度参与制定国家、区域性战略规划并面向社会解读，加持与战略规划相关联变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可以通过组织乐游棋牌_天天棋牌￥游戏下载官网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并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向社会表明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还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全社会优先事项，向社会表明变革的急迫性；以及最为根本地通过成为终身教育的核心角色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等，为变革创造良好氛围。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有责任、有义务在全区域营造一种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氛围和文化，继而促进相互理解和崇尚科学的美德，为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增进人类社会总体福祉的变革摇旗呐喊，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发展风向标。

　　变革时代的地方高水平大学要切实担当起面向区域的支柱性责任、发挥好支柱性作用，势必要认真思考办学的哲学性与组织性问题，在履行办学职能的组织形态上改变长久以来给人留下的“保守”“松散”印象，主动寻求观念突破、制度创新和形态重塑，进行自我革新。从四大支柱性作用的内涵看，“为地而学术”、凝聚学科力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崇尚科学与真理的文化氛围是核心要素。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以及未来趋势均表明，有组织科研无疑是牵引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变革时代进行自我革新、增强办学组织性、更好发挥支柱性作用的有效路径。

　　（一）何谓有组织科研

　　有组织科研的定义十分丰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科研范式、科研活动形态、科研建制、科研发展规划或科研政策等。作为一种科研范式，有组织科研是一种跨学科、跨部门知识力量整合、系统集成、协同攻关的研究方法，具有突出的导向性、系统性、交叉性等特征。作为一种科研活动形态，有组织科研是相对于自由探索、无组织科研而言的，前者突出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复合体、共同体特征，并且遵循“组织”活动逻辑，组织成员目标一致、协作配合的意识较强，后两者则突出了科学研究活动主体的个体特征并且遵循“个人”活动逻辑，单打独斗的个人色彩较浓。作为一种科研建制，有组织科研是因应任务需求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化实体形态”，其呈现形式或许是可物理感知的大型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所）、孵化器，或许是无形的但可以感知的组织，如各种跨国、跨区域、跨部门、跨校、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和网络等。作为一种科研发展规划，有组织科研集聚多学科多部门力量实现多跨协同，用以解决问题或达成目标，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目标导向、任务所向和实施路线走向，战略设计是贯穿有组织科研的一股强大潜流。作为一个科研体制或政策概念，有组织科研是政府为解决重大问题，尤其是重大现实问题牵头建立的举国科研体制，或者是对大学、科研院所、实验室等科研单位提出的具体要求、推出的政策举措，有学者甚至认为有组织科研“主要就是国家有组织科研”。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学场域内从以上不同角度理解有组织科研，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均存在片面之感，把有组织科研理解为聚合战略需求性、交叉融合性、系统集成性三大特征为一体的新型科研组织形态，可能更为适切。

　　（二）为何需要有组织科研

　　有组织科研的定义不是悬置的而是有价值基础的，有组织科研因其强大价值而生发。

　　第一，有组织科研是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新模式（如模式Ⅱ、模式Ⅲ）下促进科学进步的需要。认识论观点认为，“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是驱动科学领域取得突破进步的强大力量，然而科学史也表明，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在高速发展的学科领域里的激烈竞争中，不管个体的研究能力有多强，合作往往都是更好的策略”，很多科学问题是由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共同攻克的。

　　第二，有组织科研是满足更广泛社会需求的需要。政治论观点认为，大学之所以探讨深奥的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而由于“因地设立”并“为地服务”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学科专业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契合度更高，并且区域面临的问题逐渐复杂，地方高水平大学不断被要求满足比以往、也比国家高水平大学更广泛的社会需求。确实，“在知识和创新驱动下，社会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中，大学与其所在的社会不断产生联系，大学的研究伙伴关系也由政府不断拓展到大学与企业、大学与社会，这对大学的研究活动提出了变革要求”。

　　第三，有组织科研是政府提高科研资助绩效的需要。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和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虽然由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是驱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内生动力，但是自由探索成本不低甚至还很昂贵，成功与失败的概率不相上下，各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再也无法在经济上负担以百花齐放模式为主的大学科研”，而且自由探索产生的成果很难自动实现从分散到整合、从“无用”到“有用”的衔接和转变，这对于追求绩效的政府而言并不划算，所以，需要通过有组织科研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关键突破上。

　　第四，有组织科研是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外界开放合作从而提升高等教育贡献度的需要。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象牙塔哲学通常会阻碍大学与其他主要实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如政府、工业界、商业界，等等。这已经降低了产生革命性研究发现和开展引起社会变革的成果应用的可能性”。而“有组织的研究有效地发挥了把社会知识需求与大学研究者知识生产能力结合起来的关键作用”，倒逼地方高水平大学由相对于“双一流”建设大学来说的“小透明”转向服务甚至引领区域发展的主要“智囊团”。所以，地方高水平大学有必要变革科研职能的组织形态，着力统合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以应对变革时代的各种挑战。

　　第五，有组织科研还是科研人员推进科研活动的需要。正如前文所言，即使是自由探索也需要相应科研资源支持，有组织科研能使科研人员寻找到资金资助其研究活动，还有机会使用他们单独不能负担得起的昂贵研究设备，大大推进研究进度，也确实“在现实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因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好奇而自发组织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自主研究的情形”。实践证明，有组织科研符合科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以及现代社会对于有组织创新的现实需要，有利于服务国家及区域急需，提高地方高水平大学办学质量；有组织科研也能为科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好奇心、自由探索起到保护甚至促发作用。

　　（三）有组织科研的历史演进

　　考察大学发展史可知，虽然“研究”早在中世纪大学就落地生根，后于19世纪初随着柏林大学的创建而得以正式制度化为大学的第二大职能，同期也产生了讲座制、习明纳、实验室等与有组织科研有些联系的教学科研组织形态，但是，有组织科研与大学的真正“缘分”乃是一个多世纪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存在有组织科研也只是在大学围墙之外，象牙塔哲学仍是大学的处事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把产业和大学置于为国家服务的位置上，组织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有组织科研由此发端，后受益于美国政府采纳万尼尔·布什（Wannevar Bush）《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建议而逐渐走向制度化，并伴随着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等新大学形态，以及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出现而与大学的沟通联系日深。2020年为纪念《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75周年，美国发布《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科教政策报告，“通过改革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技术与创新部门，拓展机构职能，加大关键技术领域研究投入等，美国科教政策改革的重点体现了有组织科研的理念”；2022年我国教育部发布《乐游棋牌_天天棋牌￥游戏下载官网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将有组织科研作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举措。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都把推进大学有组织科研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加以强调。有组织科研从发端至今日，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其合法性、形态、模式等发生了一系列演变。

　　第一，逻辑遵循从国家层面扩展至社会层面。从源头上讲，有组织科研是国家干预主义的产物，更进一步说，“曼哈顿工程”是美国政府为赢得战争而整合大学、工业实验室等多方力量实施的有组织科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长久保持综合国力、创新能力的世界领导地位，在诸多领域建立了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科研资助制度和机构，实施了从军工扩展至民用领域的形形色色的“曼哈顿工程”，受此启发，社会领域的有组织科研日渐蓬勃发展并有力推动了硅谷等现代高科技经济体的出现，“导致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成功的现代高科技经济体的关键是工业界、政府和大学的共同努力”，很多国家因之纷纷学习效仿美国，如今的有组织科研已经渗入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层面。